掀开“悬疑”的外壳

大大小小的屏幕中，悬疑作品轮番上演。眼下，正在上映的悬疑犯罪电影《消失的她》票房已突破34亿元；提起今年“出圈”的生活悬疑剧《漫长的季节》，不少人会在这炎炎夏日回味起东北那明朗辽阔的秋季，以及嘹亮悠长的火车鸣笛声；同样构建在东北，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透过一起“命案”演绎出命运的偶然性与谬误。

　　掀开悬疑作品的这些“外壳”，里面还有什么？日前，中文在线·谜想计划主办的“当我们写悬疑小说时在写什么”暨2023年度谜想故事奖分享会在北京的“温暖的BaoBao·青年书店”举办。

　　“悬疑类型的作品近几年算是全面崛起，不仅有很多出圈的作品，甚至很多游戏形式也被大众接受，比如我们熟知的剧本杀等。”在演员、编剧、制片人陈维涵看来，悬疑作品戏剧性较强、情节张力较大，对人们高强度的社会生活来说，比较解压；同时，它比较容易让观众有参与感，猜测故事的走向，拼凑信息寻找凶手或者真相，会给大众带来一种类似游戏的体验。

　　惊险或离奇的情节、耐人寻味的诡计、严谨的逻辑推理，是悬疑作品中的常见元素。“谜想故事奖”银奖得主、漫画《地狱男爵》译者王宇光（笔名“不高兴”）认为，悬疑小说首先是通过“谜题”的水落石出带来阅读快感，对读者的吸引力简单直接。它和科幻、魔幻、恐怖等类型作品的吸引力不同，后者通过制造奇观让读者获得与生活不同的观感，前者是通过剖析离奇的情节来让读者回归一切皆可解释的规则中，这是人性中对规则性、可掌控性的本能诉求。

　　“各个年龄的读者都会喜欢悬疑，但喜欢的缘由未必相同。”王宇光说，有些读者追求离奇的命案、严密的推理等令人拍案的设计；有些读者更乐于知晓谜团背后的原委、作案的动机，以及悬疑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或更宏大的哲学命题。

　　在95后新人作家、“谜想故事奖”金奖得主陈子芃眼中，优秀的悬疑小说除了紧张刺激的情节，还能表达出深刻的主题，让读者感受到深层的思考。他此次获奖的长篇小说《生与死和杀戮山脉》讲述了在华北地区阴雨连绵、黑暗潮湿的宕山，一起连环凶手案再添受害者，一名少年搭档警察揭开迟到了14年的真相。但在“悬疑”的外壳下，该作品还有一个深邃的主题——关于人生的宿命感以及无法逃脱的悲剧内核。

　　“有一种说法，我们的人生是一场注定的悲剧，所有人都面对着‘死亡’这样一个共同的结局，我们终将失却所有。这种宿命感、悲剧感、徒劳感在这部小说里很显著，里面的人物努力了一番最终好像什么也没有获得，悲剧也像冥冥注定。”陈子芃说，但其中的人物执着、顽强、不放弃，对应着他喜欢的尼采的一句话，“就算人生是出悲剧，我们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出悲剧，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要失掉了梦的情致和乐趣”。

　　在陈维涵看来，悬疑作品的一个巨大魅力在于它提供给观众一种窥探性的视角，窥探着人性中最隐秘的角落。“我们除了在探讨凶手是谁、如何作案外，也在探索这样的悲剧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人性黑暗的一面，同时它也提供了思考的空间，让我们在这个狭小的窗口中释放着人性中最真实一面，并得到救赎”。她期待，未来悬疑作品的创作方向更贴近生活，“不悬浮，让观众更容易带入自身生活的同时，还应有更为宏观的思考以及价值观的输出，可以在悬疑剧这个类型当中给予观众更多的思考与引导”。

　　对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副教授、作家雷米来说，悬疑作品可以拥有治愈力量，它会撕开美好，让人直视更加真实的伤痛，“人归根结底还是软弱的，你要去改变或者摆脱它，就会发现有时候是无法做到的”。但你可以选择与之共存，我们要学会直面这个世界的另一面，敢于不回避伤痛，悬疑小说是一个让人学会与伤痛共存并自我治愈的路径。

　　“谜想故事奖”银奖得主陈秋艳（笔名“伏见鹿”）觉得悬疑小说除了故事性的外衣，最重要的是它的取材往往透露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比如，她曾看到一则讲述一名小女孩被侵犯了的报道，但发现在下面的评论中鲜有人关心这名受害者之后的成长历程、这次伤害对她的影响等。于是，她把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凝结于笔下，有了她此次的获奖作品《淹没》。

　　《当代》杂志副主编、作家石一枫认为，悬疑小说最强劲的卖点、最吸引人的地方往往是它的“逻辑”，但他更在意的是小说的“毛边”和外延，比如作品中地域性、社会性的描写等，希望从中看出更多的东西。

　　提起悬疑作品的地域性，近些年，东北尤胜。东北那冷峻肃杀的冬季、在时代浪潮中跌宕的工业城市、随着城市命运起伏的人生等，成为不少悬疑作品中的“重头戏”。有人担忧，关于同一地域性描写难免会出现同质化现象。在石一枫看来，“一个城市会不断长出新的东西来，作家如果能敏锐感知、把握这种新的东西，能更好避免这一问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庆玲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