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在《风再起时》的香港往事

　　梁朝伟和郭富城主演的《风再起时》，拍摄于2017年，差不多同一时候，导演王晶在拍摄类似题材的《追龙》，主演是刘德华和甄子丹。

　　王晶是精于用“娱乐乱炖”赚钱的老江湖，出人意料地认真拍出一部回望香港历史和香港电影历史的正剧，《追龙》在2018年公映，票房5.77亿元，是王晶“老来正名”叫座又叫好的作品。此后数年，王晶故技重施，恨不能薅尽《追龙》IP的羊毛，接二连三地拍续集和衍生剧，翻来覆去炒“港英末期华人侦探”“警匪勾搭”“廉政公署”相关的冷饭，难免让观众对这段香港往事感到疲劳。

　　《风再起时》则蛰伏六年，片长从最初的6小时一再剪到影院版2小时20分钟，最终，姗姗来迟的公映成冷映，上映一周，票房不到5000万元。在某种意义上，《风再起时》确实是导演翁子光写给香港历史和香港电影历史的情书，“情书”注定私密，不能在大众娱乐的当下的电影市场引发回响，也算正常。

　　“风再起”，这是一个既浪漫也虚无的意象。至于“追龙”，在香港文化的语境中，意为幻象的追随者。“追龙”或“风再起”，都是无法把握的虚幻之物。与1970年代香港转型有关的叙事，既可大而化之事关宏观层面香港的身份认同，也派生了太多市井江湖的传奇，以至于“枭雄片”成为香港电影里一支奇葩的类型片。《追龙》和《风再起时》走过不同的路径，奔着相似的目标，试图打开“地方叙事”的格局，在乡愁感怀的江湖恩怨之外，思考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畸形宗族社会形态怎样转身进入现代的进程。但它们也都没能真正扛起这样的使命，前者老气横秋，耽于年迈的怨艾，后者少年意气，沉迷于文艺腔的意乱情迷。抛开商业因素，两部影片都是不够成功的，它们在不同的方向功亏一篑。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只能局限于香港地方戏的“枭雄往事”，是要讲到尽头了。

　　在港英政府的末期，华人高级警探怎样以灰色身份斡旋于英国政客和本地社团之间，帮派的发迹如何混杂着民族意识的兴起，这些不仅是书写香港历史无法回避的段落，也构成了香港电影史中极为重要的篇章。所以，《风再起时》是对特定香港往事的钩沉，也是对一段香港电影往事的追忆。

　　1980年代末，香港电影迎来真正旺盛的制作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作为“超级英雄片”亚种的“枭雄片”发达起来。枭雄片一头接续功夫片的传统，侠以武犯禁，另一头拓开英雄叙事的边界，有瑕疵的“反英雄”成为主角。正是在这样的语境里，逆袭的小警察和讲义气的大哥这两种形象在消费主义的电影市场里，成为各色各样“庶民欲望”的投射。

　　受贿的警察和做黄赌毒生意的大哥，按照当下的创作伦理，是要被严厉批判的社会题材。但是在1990年代的市民娱乐环境中，一无所有者的贪嗔痴念，激起了多数人的共鸣。1991年，经廉政公署十多年的努力，香港警界已经建立起清廉、专业的正面形象，这一年，昔日黑帮大哥吴锡豪因肝癌假释，以他为原型改编的电影《跛豪》上映，仅在香港一地票房超过3800万元。吕良伟扮演跛豪，表演风格模仿1930年代美国黑色电影里的黑帮分子，尤其近似霍华德·霍克斯电影里的保罗·穆尼。跛豪的缺陷如此明显，他是带着些原始兽性在身上的恶人，贪婪、浮夸、癫狂，即便是这样，观众对他产生了复杂的认同：一个一无所有的移民，一个毫无机会的底层烂仔，靠纯粹的胆量践行杀人放火金腰带的翻身。

　　《五亿探长雷洛传》紧随《跛豪》上映。雷洛的原型吕乐，就是吴锡豪的好兄弟和保护伞。片名简单直接，点出腐败警长贪污数量之巨。正在成为“天王”的刘德华出演了雷洛，电影没有回避雷洛不可避免的道德堕落，但刘德华的外形平衡甚至遮掩了这个人物黑暗的一面，观众选择看到的是一个被打压的华人青年为了对抗港英政府的种族歧视和显见不公的秩序，团结了底层的同胞，在黑帮情义和宗族血缘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类似家族企业的管理系统，也借此实现他个人的阶层跃迁。

　　雷洛和跛豪的形象，是香港电影对历史的解构和重写。枭雄们的故事，把港英政府末期底层华人的困境娱乐化，也把超越法度的欲望正当化了，尤其是“民族自尊”和“江湖道义”，遮蔽或者淡化了剧中人欲望底色的黑暗。因为种族的区隔而无法享有“法治”的地方，“家法”被合理化，家法庇护下的欲望实现也被合理化。这奠定了那个时代香港电影商业成功的基础：歌颂欲望以及欲望实现的过程，滚滚红尘的通俗剧不考虑道德层面的救赎和提升。

　　在《追龙》之前，王晶导演的《O记三合会档案》和《金钱帝国》，是彻底瓦解社会背景的癫狂喜剧。这体现了王晶老奸巨猾的大彻大悟，他非常清醒地看透了与“枭雄”有关的故事，它们的生命力在于粗俗和放肆，一旦要严肃地探讨个中“风云人物”的心理逻辑，将和市场伦理分道扬镳。到了《追龙》，王晶有了一点认真的心思，但不多，他试着在“雷洛－跛豪”这组人物关系中辨认历史运作的底色，却只是在片尾匆匆带过，面上津津乐道的仍是通俗热闹的江湖恩怨。

　　相比之下，《风再起时》在不加节制的少年浪漫的情怀之外，确实存着些庄重的反思。导演借力于梁朝伟的表演，浓墨重彩地凸显了“南江”的形象，他既是同流合污的警长，也是自我边缘化的观察者。借由南江的视角，《风再起时》正面呈现了特定年代里，宗族式运行的“警匪一家”不仅没有拯救被港英政府抛弃的华人，反而成为了另一种特权群体，与他们号称要对抗的英人沆瀣一气。在九龙城寨的陋室里南江质问磊乐：你声称的“自治”和“公正”，何以让这么多人仍然卑贱地活着？南江和磊乐之间的裂痕，也是导演翁子光始终无法处理的整部影片内在的分裂：一方面，他要拍风云人物陨落的时代挽歌，而另一方面，风云人物们的价值观及其实现过程是错的，是注定要被压制的。许冠文扮演的廉政公署官员慷慨陈词，他斥责英国官僚的懒政纵容了腐败，纵容暴力和宗族结合的怪胎，殖民统治终将翻篇，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人要带着什么样的精神遗产走下去呢？这番言说如一袭华丽的袍，而整部影片并不是与之匹配的一具肉身——枭雄逆袭或癫狂喜剧，种种为争议角色开脱的叙事行将被颠覆，真正有当代感的视角似乎尚未被找到。

　　现实中的香港经历了1970年代的转型，进入1980年代的经济腾飞。香港电影里的1970往事，要从江湖恩怨的通俗叙事转向文艺正典，还是未完成的使命。